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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管理智慧的“七宗最”
来源:中国兵器人才网 2013年7月29日    

       韩非子思想对于现代企业管理有着很强的实用性和借鉴意义。在我看来,诸子百家里儒家和法家思想是最高管理艺术的典范。而二者各有千秋!儒家注重“仁爱礼”,法家注重“法术势”。倘若将两者有机结合,则堪称“中国式管理”的经典。

       韩非子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不仅继承和发展了此前各位法家思想家如申不害、慎到、商鞅等人的思想,而且也广泛吸取了儒(荀子)、道(老子)、墨(墨子)等学派的精神成果。兼容并蓄,深入的思考和清晰的表达,铸造了韩非子管理(治世)思想的独到价值。秦始皇读韩非子著作后大为惊叹:“寡人得见此人而与之游,死不恨矣!”韩非子怀旷世奇才,正合于世,而因忠贞爱国不负韩,终为他人寻计所害,此仁此爱感召天地,谁说法士无情义?

       比如,商鞅,姓公孙,卫国贵族,好刑名之学,闻秦孝公求贤,离开魏惠王,筱供以他为左庶长,下令变法,商鞅在秦国震动颇大,通过变法使得秦国日渐富强。商鞅的许多经典的故事历代被世人传颂,即使在于今天,他的许多言行对于我们的为人处世乃至管理工作都有很大的启发与指导意义。所以,著名企管专家谭小芳老师今天就围绕着韩非子管理智慧的话题展开内容。

       近些年来,诸如《把信送给加西亚》、《没有任何借口》、《请给我结果》之类的书籍热销于市,各行业企业关于“强硬执行力”的培训方兴未艾,哈佛大学商学院、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以及各家MBA等培训机构中,法家思想涌注如泉!这些现象的发生,大合当今社会急剧竞争之势,有如战国争雄年代的旌嚣,法家思想早已在社会行各届汇成股股暗流。德国、日本人们颇具法家风骨,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们能从废墟堆里迅速发展成为世界强国的精神内因。严酷犀利、无情唯法,无须繁文缛节——正合法学之行径,纵观古今中外数千年,唯有法家一派思想体系,以“社会与体制”为本体,集中体现“管理实效”四字!

       近代史上一代豪杰曾国藩,一生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前期年少以儒修学养性,厚积薄发;中期年青以法为大风,渐行叱诧之事,终积大功大德;后期不追俗愿,持盈保泰,信守道家。相反地,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平凡人们的影子,一生庸庸碌碌者多埋于事,疏于法;一生有所作为者,必然中行法道。法家思想,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以社会与体制为本体,以“管理与实效”为根本。这,对于任何企业管理或者个人管理,都是大有裨益的。

       谭小芳老师(预定法家管理智慧培训,请联系13938256450)通过解读法家善与恶、思与行、法术势、矛与盾、冰与火、有私与无私、赏与罚、贤与愚等八个对立的方面,说明一个懂得领导艺术的领导者,必须掌握法家管理思想的精髓:法(固定的法则)、术(控制的手段)、势(政治的权力)。管理者若能很好地把法、术、势相结合,领导的位置就不容易被蒙蔽,而下级也不会因为没有制度的约束而作乱,才能轻轻松松做领导。如果你就职于政治、管理或商业竞争等领域,要想从传统中吸取轻松驾驭局面的智慧,那么法家的领导艺术是你不二的选择,它可以使你表现出色,所获不菲。具体来说,谭小芳老师认为,法家智慧对于我们今天企业管理者的启发有如下7点,姑且称之为韩非子管理智慧的七宗罪:

       1、法治理念与完善的管理机制

       韩非子作为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中法家的始祖与集大成者,在管理学上给我们留下了宝贵财富---企业的管理应当要建立成熟的完善的可操作性强的管理机制。首先,我很赞同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在解读诸子百家时对法家法治的解释与理解-----韩非子所主张的法治即规章制度。非但如此,法家诸子还倡导法治的“公平、公开、公正”的执行,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此在商秧变法中有据可考,那就是秦孝公应用商秧变法过程中太子即后来的秦惠王犯例,商秧依法治了太子的老师的罪。在中国历史上秦国之所以能灭六国而统一中国,正是运用韩非子所主张的“法治”才获得成功。

       “该流程方案需固化,5年内任何人不得擅自改动”(非原话)这是任正非在华为起初聘请咨询公司量身定做其营运流程与管理机制之初给华为中、高管理层的执行批示。谭小芳老师表示,在中国众多民营企业当中也唯有任正非对韩非子的“法治”理念理解的独到与执行的雷厉风行。或许,这也正是华为企业能不断取成功并挤身国际知名企业行列经验之一吧。

       扬子空调有限公司自2001年1月改制以来,一直将“成为业界最有价值和最受尊敬的企业之一”作为组织的远景目标,同时,每一个战略年度,公司都会制定出一个详细的年度经营目标,目标涵盖销售收入指标、产量指标、产品研发指标、工程设计指标、成本控制指标、利润指标、员工收入指标、文化建设指标等各个方面。正如法家所言:治强才是管理的目标,企业只有通过发展才能强大,这只是企业的短期目标,只有强大、更强大才能逐步实现组织的远期目标。

       扬子空调有限公司成立之初,采取的是直线式管理模式,其最大的好处是决策层能够亲自掌控企业运行的每一个环节,没有过多的中间管理环节,减少多余的层级,快速反应、高效运行,这在企业初期取得了良好的管理效果。但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壮大,公司所要经营的业务范围越来越宽泛,原有的组织架构就无法满足管理的需求,于是从2005年起,企业大胆尝试对组织架构进行改革,从原来的直线式管理模式变革为事业部制管理模式,成立了5个事业部,在所有事业部之上,成立一个纯粹的职能管理机构---扬子空调总公司,对全公司的人、财、物进行统一管理和分配。

       事业部制的建立,从根本上形成了公司内部的市场化运作机制,划小了核算单元,真正做到了通过组织的分工与协同实现经营的灵活性和有效性,并最终促成总体管理目标的达成,为企业的健康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2008年,在原有5个事业部的基础上,又成立了农业人工环境事业部,更进一步实现了专业化的分工和精细化管理。在法家看来,一个理想的、足以控制全局的组织结构,必须有一个能决定和支配整个系统的控制中心,设立有这样一个控制中心的的组织系统,是实现对组织的有效控制与管理的根本条件。企业的运营,仅有目标和组织结构是远远不够的,完善的制度是基本的保障。

       2、不要依赖人治

       国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毫不夸张地说已乎根深蒂固了。因此在企业管理过程中过分夸大或者说过于依赖“人治”,抑或是英雄人物了。孰不知,人却是尘世间最不可靠的了。所谓的德才兼备只不过是一种理想罢了。那种企图靠人的“忠诚”来维系企业管理的想法,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在人变得越来越浮躁的今天的确是过去时了。而韩非子所主张的“法治”-----结合企业实际,建立建全一套成熟的完善的可操作性强的管理制度,再假以不折不扣的执行力,或许才是当下企业管理迫切需要反思与笃行的真理。

       3、执行力

       或许当下的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它们也许真的不是缺“法治”的环境或者说基础,在我看来更多的是缺失所谓的“执行力”。所谓执行力,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有法可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如果能做到像商秧执法一样“王子犯与庶民同罪”,公平、公开、公正的执法,或许企业的执行力自然就有了。当然,在执行的过程中也得要因地制宜,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下讲究执行的艺术性、灵活性,或许身为执行者才不至于落得像商秧一样“作法自毖”。

       4、“治吏不治民”与“管理管理者”

       基于为君主进言献策这一特定政治目的,《韩非子》所论述的管理对象是各级政府官员及君主的亲属、侍者,而不是普通民众。他论述道:“摇木者一一摄其叶,则劳而不遍;左右拊其本,而叶遍摇矣。临渊而摇木,鸟惊而高,鱼恐而下。善张网者引其纲,不一一摄万目而后得;若一一摄万目而后得,则是劳而难;引其纲,而鱼已囊矣。故吏者,民之本,纲者也,故圣人治吏不治民。……。是以圣人不亲细民,明主不躬小事”(《外储说右下》)也即,摇树的人如果一一去掀动每一片树叶,那么即使累的筋疲力尽,也无法使树叶全部抖动;而如果左右摇动树干,那么,树上所有的叶子都会一起晃动。同样道理,善于张网捕鱼的人,只要拉住渔网的纲绳,鱼儿就能尽收网中;而如果一个个地拨弄网眼,不仅劳苦不堪,还将一无所获。在此,官吏就如同民众的“本”和“纲”。

       5、正确处理同事关系

       企业小,很多事情不能分的那么清楚,但长期的分不清下属会变成一杂家,一个永远的执行者----他天天忙着干不是自己的事情,哪还有心思想把自己的工作提升优化,哪里得闲考虑下属的培训?时间长了,这样的助理下属要不成为一“全”/权臣,或许有朝一日心腹之人成为心腹之患(这样的例子,前面讲了很多),要不被上级用成了残废(太监)离开了这个企业他干不了别的了。

       6、坚决执行的决心

       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听起来是非常耳熟。但真正的执行起来未必就那么容易。大到国家,小到企业。制度的最大破坏者往往就是企业的最高领导者。法外施恩,是很多领导者容易犯的错误,我们不是说领导者不可以有人情味,但可以用在将规章制度设计的更人性一些,但一旦立法,就必须执行。假设文公没有杀掉他的宠臣颠颉,成就霸业的机会或者就会少很多了。

       7、保持威严,注意距离

       要选用人才时,领导者常常会为两个问题烦恼。如果任用有能力的人,担心那些有才能的人会威胁到领导者的地位;可是,如果良莠不齐一同任用,工作又不能顺利地进展。如果领导者积极表示要任用有才干的人,部下就会表现出超过实力的样子,以迎合领导者。这么一来,部下的实力无法正确,而不能正确掌握部下的实力,如何能辨别他是否有才能呢?

       谭小芳老师表示,韩非的这一比喻不仅贴切、生动,而且寓意深刻——的确,为数众多的民众恰似“叶”、“目”,作为最高统治者当然难以一一对其进行管理控制。而如果抓住官吏这一管理民众的“本”、“纲”,就能够取得“撼木摄叶”、“纲举目张”的控制成效。为此,韩非得出结论:“故明主治吏不治民。”他强调,只要最高统治者能够选准、用好各级官吏,就可以借助他们而管理控制好众多的平民百姓,形成臣下恪尽职守,百姓安分守己的局面。如此,君主便能安坐于朝廷之上,悠闲自得于闲暇之中,即使清净无为,也能把国家治理好。

       韩非子的这一管理对象界定对现代管理而言也是具有重要启示和参考价值的。20世纪,管理学家们称之为管理的世纪。世纪之初,经泰罗、法约尔等早期管理学家的努力,管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得以萌芽、诞生,并进入到科学管理时代;霍桑实验之后,行为学派在管理学中大行其道,使传统的科学管理理论出现了革命性变革;进入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随着各种新的管理学理论不断提出,管理学进入了丛林时代。纵观20世纪管理学理论的发展,可谓蓬蓬勃勃、枝繁叶茂。

       谭小芳老师认为,整个20世纪人类在管理学研究对象界定方面出现了重大缺失,即只看到了对工人和普遍民众的管理,而将越来越多的管理者置于了管理的视野之外。于是不少学者提出,21世纪就是“管理管理者”的世纪。相比之下,早在二千多年前的中国战国时期,韩非子就已在实质上提出了管理管理者的思想,并就此提出了大量管理之术。这些思想、技巧对解决当前人类面临的“管理管理者”的世纪难题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