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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古代书院
来源:北京日报 2013年6月9日    

 

《金台书院课士录》,(清)张集馨 选。金台书院,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建立,其前身为“首善义学”,为北京著名书院之一。

书院是我国古代介于官学和私学之间的一种特殊的教育机构,书院之名始见于唐代,发展于宋代,清代达到鼎盛。说起书院,人们马上就会想到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等,由于研究的不足,宣传的不够,人们对北京地区的古代书院知之甚少。其实,作为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北京,书院在文化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北京的书院主要存在于元明清三个朝代,著名的如太极书院、首善书院和金台书院等,它们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金台书院校舍存在至今,即现金台书院小学所在地。

北京古代书院的兴衰与文教政策以及党争、政争密切相关

元朝忽必烈时期,实行“汉化”政策,对于汉地早已存在的书院采取保护、支持的政策,北京地区先后出现了太极书院、谏议书院、文靖书院和韩祥书院。

到了明中后期,官学衰落,王阳明心学兴起,成为思想界一大变局,随之而来的是书院的勃兴。和全国一样,北京地区的书院也迎来了快速发展时期。明朝北京的书院有通惠书院、杨行中书院、白檀书院、闻道书院、双鹤书院、叠翠书院、后卫书院和首善书院等。明朝天启初年创办的首善书院(位置在现在的南堂),是由在朝廷做官的东林党人发起创办的,名噪一时,遐迩闻名,从其艰难沉浮的兴衰历史中可窥见政治对书院的影响。

时值内忧外患,在朝廷中掌权的邹元标和冯从吾等东林党人认为重塑封建伦理纲常,培养为朝廷、为国家效力的人才,是当前首要的“政治”,只有如此,才能挽救国家危亡,因此他们创办了首善书院。首善书院的讲学内容并没有抨击时政,而是不谈时政,不谈私事,不谈仙佛,只谈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等封建伦理道德。首善书院被封杀是因为不久以后再次兴起的党争,而并非书院本身讲学的原因。魏忠贤等人为了控制朝政,必须打压东林党人,于是便无中生有,上疏诋毁首善书院,指斥邹元标、冯从吾讲学是为批判国政,污蔑二人身为朝廷重臣,高居朝堂,而别创书院讲学,意在收拢人心,另有所图。随着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的形成,叶向高、邹元标、冯从吾、高攀龙和赵南星等人相继被罢官,书院讲学活动停止。天启四年(1624)六月,朝廷下令取缔首善书院,阉党把书院中所有的书籍全部焚毁。天启五年正月,阉党人士、兵科给事中李鲁生以“假道学不如真节义”为由,请毁首善书院,改为祭祀辽东战死将士的“忠臣祠”。天启皇帝准奏。之后,撤去首善书院匾额。七月,御史倪文焕上疏说在首善书院讲学的东林党人,聚不三不四之人,说不痛不痒之话,作不深不浅之揖,啖不冷不热之饼。皇帝诏令将首善书院碑文砸碎,孔子的牌位也被阉党丢弃在大路边。

清朝初期对书院采取了禁止政策,经过康熙朝的调整,到雍正时期转而对书院实行积极扶持的政策,天子脚下的北京,书院得到较快发展,是北京书院的鼎盛时期,主要书院有:金台书院、云峰书院、燕平书院、卓秀书院、潞河书院、蒙泉书院、近光书院、温阳书院、白檀书院、冠山书院和缙山书院。由于清代政府对书院采取大力支持的态度,地方官员往往成为书院创建的发起者、组织者,大都带头捐俸捐廉,并且劝捐,为书院筹集资金。例如光绪五年金台书院大修时,顺天府尹周家楣广泛发动,大小官员纷纷捐献,竟然筹措到14631两银子。位于通州的潞河书院多次修缮,都是当地官员自捐清俸,再约诸君各捐清俸,鸠集工匠,悉加修葺。又如道光十三年(1833)十二月至十四年二月,密云县令李宣范发动当地绅士捐廉几千两白银,对白檀书院进行了重建。

清末政局对书院改制产生了重大影响。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使书院改制的过程一波三折。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而在光绪帝正式宣布变法前,北京已经是变法的大潮在涌动。五月二十二日,光绪帝发布上谕,要求各地两个月内把书院全部改制为学堂,金台书院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改制为学堂的,虽然没有在皇帝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改制,但和其他地区相比较,还是在变法期间比较早地完成了改制。然而,由于光绪帝的政令不出北京城,故而北京郊区的书院并没有进行改制,其余的书院都是在清政府“新政”后进行改制的。光绪二十七年(1901),慈禧太后牢牢控制了朝政,推行“新政”,又下令书院改制,光绪二十九年,朝廷废除科举,官员们看到中央政府改制的决心,北京的书院改制才迅速推开。

北京古代书院对人才的培育有自己的独特性

由于理学盛行,北京书院主要讲授已经理学化的儒家经典。明朝中后期北京书院的大发展主要是王学传播的结果。清朝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大行其道,北京书院无疑承担了“首善之区”的教化重任,加上书院教育的科举化,北京书院讲学内容主要固定在“四书”“五经”及其注疏上,外加二十四史。相对于其他书院,北京书院在传播理学和保存文化典籍等方面发挥了独特而重要作用。

总的来说,北京书院有着自己的特征:一是由于北京是国家的政治中心,所以明清的北京书院兴衰受政治因素的制约更大,无论是明朝的首善书院兴衰,还是清末书院改制过程,无不受到政治因素的强大制约,无不受到党争和政争的强大影响,这一点比任何地方政治因素对书院的制约作用都要大得多。二是书院经费来源中,官府拨付和官员捐献的比例较大,上至皇帝、直隶总督,下到各县的知县、教谕,都对北京书院大发展从经费上予以支持,显示出官方力量在书院发展中的重大作用。三是北京的书院院长、教师和生徒来自全国四面八方。清朝时期的北京汇集了全国有名的学者,使得官员在选拔院长时,标准更高,视野更宽,而且会试和殿试都在北京举行,那些遥居外地的落榜举人,往往选择在北京的书院、主要是金台书院复读,以备再考,可以说北京书院是全国招生,因此北京书院在文化传播方面有着重要意义,影响波及全国。

北京的书院对人才的养育有自己独特的贡献。元明时期的北京书院和科举联系不甚密切,士大夫创办书院是为了传播文化,并非为了输送举人、进士。太极书院以著名理学家赵复为主讲,选拔俊秀有才识者为学生,当时在书院听他讲课的有一百多人,其中一些人后来成了理学大家,许衡、郝经、姚枢、窦默、刘因等人都对赵复执弟子礼。太极师生缝合了辽金时期北方的儒学断层,有力地推动了理学在北方的传播。清朝时期,北京的书院成为士子科举的主要场所,生徒数量创历史新高,特别是金台书院,京外各省士子在这里为参加科举考试做准备。在历届会试中,该院生徒均有数十人中进士,众多士子由这里荣登龙门,或者成为官吏,或者成为学者。有时会试中进士的多达百人。同治十三年(1874),金台书院爆出重大新闻,应试学子陆润庠金榜题名,成为清王朝第101名状元。陆润庠后来历任礼部侍郎、协办大学士、体仁阁大学士,转东阁大学士,屡典科试,晚年担任宣统帝的师傅。光绪三年(1877)时,顺天府乡试,陆润庠充会试副总裁,昔日的学生现今成了副总考官,兴致勃发,题写“状元”匾额赠母校金台书院,后来此匾高悬在金台书院的垂花门里,故京师人俗称金台书院为“状元府”。

北京古代书院的管理方式和教学方法

北京书院的管理方式和教学方法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一是以德育为首。北京地区的书院始终把德育放在首位,希望能够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出道德楷模、谦谦君子,其讲学主要向学生传授封建伦理道德,培养学生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辞让之心”。这和官学以培养官吏为直接目的不同。另外,在考课题目、书院章程、条规、课规、学训、祭祀等活动中,甚至书院的对联、匾额中都贯穿着品德的“教化”。

二是书院兴衰与官府对书院的管理方式密切相关。从北京书院发展历程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官府支持书院,各级官员就会闻风而动,采取各种具体的措施来发展书院教育,或捐资,或倡建,或拨款拨地,或物色山长,甚至亲自到书院讲学。反之,他们就会设置重重障碍,阻止、破坏书院的发展。北京书院在明朝中后期和清朝乾隆以后几次发展的高潮,无不和政府对书院的支持密切相关。

三是独特的教学方法。书院教学的特点是以自学为主,优游读书,实行启发式教学方式;师生之间提倡争鸣,盛行自由民主的讲会;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尊师爱生,师生关系水乳交融。

四是精简高效的管理。古代书院管理大都“精简高效”,院长和师生共同管理学校,书院仅有少量的管理机构,配备少量的管理人员。

(作者为北京联合大学北京文化史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明清史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