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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18张椅子,决定着诺贝尔文学奖
来源:南方周末 2013年7月25日    

      瑞典学院院士是终身制,一旦担任,不能辞职,也极少被解职,除非去世。院士必须保守着诺贝尔的秘密,他们只能和同样是院士的人讨论秘密。

       用前常任秘书恩道尔的话说:夫妻过得不好还能离婚,但院士不能,院士之间的关系比婚姻更持久。而当院士和院士之间的“夫妻关系”破碎的时候,他们只能选择:缺席。

       2012年12月13日,前常任秘书赫拉斯·恩道尔打开瑞典学院会议室的大门,指给南方周末记者看的是,业已布置停当的每年一度瑞典学院12月20日建院纪念日的会场。

       会议室的北头摆了8个王室坐席,那是18世纪的椅子,国王、王后及诸王子和公主届时会在那些专座里入座。

       中庭摆着长桌子,周围是18张御赐的带编号的院士椅,这些椅子每年只会在这一天使用。中庭的另三面是观众席,观众包括政府官员、大主教、瑞典文化机构的负责人以及一些普通观众,每位院士都可以邀请亲属和朋友参加仪式,总共有四十多人。

       在学术界的活动中,惯常的情形是只有颁奖人和获奖人才穿燕尾服,但在12月20日这天,甚至所有观众都要穿着燕尾服。从1786年至今,这项仪式从未做过任何改变,这项规定也写在了古斯塔夫三世国王亲自制定的瑞典学院章程的序言中。这也是惟一一项有国王王后参加、允许有人在国王和王后之后入场的仪式。国王和王后入场时,其他人起立致敬,国王和王后也站立等候,然后才是学院评审团入场。退场的时候也是一样,院士们在国王之前离场,然后是国王,最后是其他人。通过这个举动,国王想表示他对这个组织的看重。

       “对我们来说,瑞典学院受到如此厚待,这非常重要。”

       常任秘书:13、14、17、10

       作为前瑞典学院的掌门人,赫拉斯·恩道尔坐的是古斯塔夫三世的宠臣阿姆菲尔特将军坐过的第17号椅子。

       他从会议室搬来了17号椅子,罗马字母在椅背上,是传家宝。这个椅子可以移动,但常任秘书办公室的椅子不可移动,那张椅子对着敞开着的门。

       按规定常任秘书需在70岁卸任。这是建立者古斯塔夫三世的设计,1780年代建院之时,瑞典人的平均寿命是40岁,而院士们有些活到六十多岁,有些35岁就英年早逝。在学院里,惟一需要限制的是领导人常任秘书的年龄,原则上,他必须在70岁退休。

       但历史上至少有两任被允许留任:第14椅的佩尔·哈斯特龙(1866-1960)和第13椅的安德斯·厄斯特林(1884-1981),他们担任常任秘书职务一直到七十岁以上。

       厄斯特林是瑞典最早的诗人之一,也是他大力引进了外国文学,二战后,他主导的瑞典学院把诺奖颁发给了诸多文豪:黑塞、艾略特、纪德、海明威、福克纳、莫里亚克和加缪——因而提升了诺贝尔奖的威望。但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没有这样的耆老了。

       如果按照常规,恩道尔算是自1786年瑞典学院建院以来的第12任常任秘书,但如果算上19世纪那些短暂担任了常任秘书的人,那么他是第17任。

       大约在1900年,学院内存在许多分歧,因为常任秘书采用一种独裁式的管理方法。它还是“封建的组织”,1796年国王颁布的法令规定学院院士“必须得保守,不能太激进”。而现在,每一个人都是“为学院服务”,常任秘书所要做的就是把院士们组织起来,没有什么绝对的权力。

       “常任秘书的重要职责只发生在当两位候选人的票数相同的时候,如果院士们没有办法决定,那么常任秘书可以做出选择;同时他是我们对外的发言人。”恩道尔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恩道尔出生于1948年底,1997年被提名为瑞典学院院士,从1999年开始担任常任秘书,2009年他61岁那年自愿卸任。现任常任秘书彼得·恩格隆说,恩道尔61岁提前退休是因为“一开始就说只当10年秘书”。

       退休后恩道尔将精力放在写作和学术工作上。他仍然是五个诺贝尔奖文学委员会的一员,这份工作也占用他一些时间。

       恩道尔曾是一段时期内瑞典最权威的文学批评家,他还在1992年出版过一本英文版的舞蹈评论专著《瑞典芭蕾和舞蹈》。

      恩道尔的画像也挂在常任秘书办公室的墙上,和前任斯图·阿伦的画像并列在一起,就在新的常任秘书恩格隆的办公桌的上方。阿伦坐第号3椅,现在仍是瑞典学院院士。

       瑞典学院第一任常任秘书尼尔斯·冯·罗森斯坦(在任年份1786-1824)的像也挂在常任秘书室,他是11号椅子的主人,因帮助瑞典学院在战乱年代生存下来的功绩受到尊敬。恩格隆认为瑞典学院迄今为止非常重要的一位常任秘书是1834年至1868年坐12号椅子的伯纳德·比斯科沃:“他在关键阶段巩固了瑞典学院,无论从组织、财政还是内部状况上。”而开始诺贝尔文学奖评选第一个时期的常任秘书是曼·维尔森,从1879年到1912年他是第8张椅子的主人,以专制作风和刻板地解释“理想主义”原则著称。

       2009年,恩格隆接替恩道尔当选第13任或18任常任秘书,他的椅子号码是10。虽然瑞典学院的主要兴趣领域是语言学和文学,但通常至少有一位历史学家。2002年,恩格隆就是以历史学家和作家的身份继承历史学家艾立克·冷罗斯而当选院士的。

       拿恩格隆的说法,常任秘书是“学院的领导和CEO”,这位新主人把妻子和孩子的照片摆在CEO的办公桌上。2012年12月7日晚,他按理应该主持文学奖得主莫言的“诺贝尔演讲”《讲故事的人》,但因为妻子恰好在前一天生孩子,未能到场。

       作为历史学家,恩格隆业已变成一个“检察官”——对于那些过度被简单化的当代历史事件来说。“这个世界同样是用琐事来展现的,我们太习惯去看那些宏大事件,以至于让琐事和细节都消失了。”恩格隆在2003年出版的《沉默的历史及其他》中这样阐释他的“小历史”观。

       在过去的二十年,恩格隆一直在关注着四场战争:1991年的克罗地亚战争,1994年的波斯尼亚战争,1996年的阿富汗战争,以及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而最新的书是2008年出版,“常任秘书是全职,不可能干自己的事了”。

       1957年出生的恩格隆还很年轻,他曾在瑞典电视台一档关于历史的节目中做过解说员。按照70岁退休的规定,如果不出意外,他可以在这个岗位上干到2027年。

       诺贝尔文学奖5人评委:14、18、17、12、16

       “马悦然先生是不是诺贝尔文学奖的五位评委之一?”

       “不是,他从来都不是诺贝尔奖文学委员会的成员。他是我们的汉语专家,在语言方面十分活跃。”

       “那他是瑞典学院的院士吧?”

       “是的,他是18个院士之一,但他不是诺贝尔奖文学委员会的成员。”

       2012年12月13日下午,诺贝尔奖文学委员会主席佩尔·韦斯特伯格在瑞典学院,跟南方周末记者告别时有如上一段对话。

       马悦然在瑞典学院坐第5号椅子,今年89岁,1985年成为院士,在官方网站上,他的头衔是语言学家、文学史家、汉学家、翻译家和斯德哥尔摩大学教授。他继承的是文史学家亨利·奥尔森的席位。

       马悦然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海外生活:中国、澳洲以及英国。1956至1958年他作为瑞典驻北京大使馆的文化专员被派到中国。有资料显示他早在1948年就到四川做方言调查。他翻译了从老子、《水浒传》、《西游记》到老舍、李锐、曹乃谦等跨度颇大的中国文学作品。

       “马悦然”这个名字在中国差不多就等于“诺贝尔奖”,几乎所有的中文资料都介绍他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他透露的中国“某文化官员”试图给他送礼的新闻传播得很广。

       2012年文学奖的五个评委是:委员会主席佩尔·韦斯特伯格,前常任秘书恩道尔、前委员会主席谢尔·埃斯普马克,以及两位女评委:克里斯蒂娜·隆和卡塔琳娜·弗洛斯腾松。

       2006年克里斯蒂娜·隆继承了于伦斯坦的第14号椅子。她在斯德哥尔摩经营了一个小独立剧场,其黑色幽默的作品讽刺中年危机和犬儒主义,是近一二十年来瑞典最受欢迎的剧作家。她诗歌的语调也有观众所熟悉的她的戏剧的艺术成分:“生活是一场伤痛/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个/你永远不会高兴。”

       坐18号椅子的卡塔琳娜·弗洛斯腾松也是一位诗人和剧作家,瑞典学院官网介绍她是“1970年代瑞典诗歌的一个异类”,出生于1953年的她,比克里斯蒂娜·隆小5岁,但比克里斯蒂娜·隆早14年坐上院士椅——1992年,39岁时她成为院士。

       第一届诺贝尔奖文学委员会成立于1902年,主席和委员都是每三年选一次,选票得过半数,但他们能无限制地重新当选。委员的选择首先考虑的是他们的意愿,因为这是一项困难而费时的工作,还要考虑他们的世界文学知识以及终生阅读的兴趣。主席并非18位院士轮流坐庄,至少从1920年代开始,主席都由已准备好接受任务的杰出作家担任,有时这与他们的写作有时间冲突。“主席职位按说没有时间限制,但是他不可能一直当选——可能会被建议自动卸任。”韦斯特伯格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五个评委从18个院士中选出来,专事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他们的任务是每年2月到9月,集中阅读来自世界各地的两百多位被推荐作家的作品,从中筛选出25人,继而再缩小到5个。有四个月时间,评委们阅读这5位候选人的差不多所有作品,5个评委写出对5个候选人的25篇文章,供其他院士阅读并讨论三周。10月份公布学院最后的决定。全年时间,每个评委平均每天阅读一本书。

       女院士及其他:1、7、13、14、18

       除了诺贝尔文学奖,瑞典学院每年还担负了瑞典60种左右的文学奖的评选和颁发的工作——包括北欧六国的“大北欧文学奖”、最佳芬兰语文学奖以及数不清的小型文学奖项,奖金五千到一万美元不等,还有一些按体裁分类的文学奖比如自传、诗歌、散文等类——基本上每周都会颁出一个瑞典作家的奖项。

       第一位女院士是1914年当选的塞尔玛·拉格洛夫,她是《骑鹅旅行记》的作者,获得诺贝尔文学奖5年后进入瑞典学院,座椅是7号。她是在“凶恶的敌人”常任秘书曼·维尔森去世后入选院士的。在埃斯普马克看来,男女院士对文学奖的评选所发挥的作用“没有任何区别”。

       目前最后一位女院士是卡塔琳娜·弗洛斯腾松,1992年进入的。

      13号椅子的于娜·瓦奎斯特是目前最年长的院士,生于1918年,信仰天主教,以关于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文章和翻译《追忆似水年华》知名。1982年,她继承了一百年来学院地位最崇高的领导人之一厄斯特林的坐席。

       坐1号椅子的女作家洛塔·洛塔斯是1964年生人,2009年成为最年轻的一位院士。她的椅子的前主人是律师斯坦·路德赫尔莫。

       院士的背景很多元。前任常任秘书阿伦是“计算机语言”专家,他在计算机语言以及词典编纂上的开创性研究在1970年代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1975年阿伦成立了“语言银行”,这个组织的目的是去收集、储存、加工以及提供可以被电子化阅读的文本。他没有把“计算机语言系”归入科技领域,始终强调“计算机语言系除了是一个人文学机构之外,其他什么都不是”。

       学院里还有语言学家组成的语言委员会,出版了一部条例,主要是规范瑞典语的使用情况,捍卫瑞典语的纯粹性。语言委员会还在防止文学变化太迅速方面起着限制作用,比如1990年代开始在瑞典年轻人中兴起的浪漫文学,语言委员会就对其发展进行了一定限制。“接受新事物需要一定时间,也许不是今天,但明天会行,需要一段时间成熟。”韦斯特伯格说。

       18世纪的时候院士中有母语同为瑞典语的一部分芬兰人,芬兰那时是瑞典的一部分。现在全部院士是瑞典本国人。

      委员会主席:12、16

      每周四下午三四点,院士们陆续来到学院俱乐部,桌子上是一个星期送来四十种左右的书刊。5点钟院士们聚会讨论,一直到七点钟,他们会到对面的瑞典学院餐厅聚餐。这是一间1722年的餐厅,周四例会的传统延续到今天。

       12月13日正是周四,佩尔·韦斯特伯格按常规来到瑞典学院的会议室,他指了指他的12号椅子。如果是开5人委员会的会议时,他会坐到背靠门口的主席位置,其他时候他坐回到自己的固定椅子上。

       学院会议室陈列着院士们的作品和关于诺贝尔奖评选的书籍。也有一本韦斯特伯格的自传,还有他写的一本“中国人可能比较感兴趣的书”《安德斯·斯巴曼的旅程》,传主是一位牧师的儿子,在18世纪的时候曾经到过中国。

       佩尔·韦斯特伯格大部分时间住在斯德哥尔摩市区的一栋别墅里——院士们都待遇不差。他的书房安静,书架高大从地板直达天花板,他脸色不苟言笑,客人未走他即坐到了书桌前,打开了电脑。

       他很年轻时就以日记体文学和评论成为瑞典文坛的重要人物,出版了超过50本书,在行动上他也堪称一位斗士:他曾是瑞典最大的日报Dagens Nyheter的总编辑;国际特赦组织瑞典分部的创建人;因发表反对种族隔离的《黑名单》,被罗德西亚和南非政府列入“黑名单”而驱逐出境,他重访南非已是曼德拉获释以后的1990年代;从1979年到1986年担任国际笔会主席。

      1997年,因拉什迪事件愤而“出走”的维尔纳·阿斯本斯特罗姆去世了,韦斯特伯格替补前者而成为12号椅子的主人。

       韦斯特伯格的学术领域是非洲文学——撒哈拉以南的而不是阿拉伯文化版图中的非洲文学——他通常能给学院一些关于非洲文学的建议,在他眼中,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文学现在基本上由三位作家代表:索因卡、南丁·戈迪默、库切。他们分别获得1986、1991、200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2005年,75岁的谢尔·埃斯普马克卸任诺贝尔奖文学委员会主席,比他小三岁的韦斯特伯格接任。“这个主席只是起到维护委员会成员之间的平衡和稳定的作用。”埃斯普马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埃斯普马克的椅子是16号。他1981年入选院士,1988年接替因拉什迪事件拂袖而去的前常任秘书和文学奖委员会主席于伦斯坦,开始担任长达17年的委员会主席一职。

       他是1950年代瑞典最重要的诗人,他早期的诗歌被认为有T·S·艾略特的影子。他自称诗歌写作是在做一种“灵魂翻译”的工作。后来他转向了历史文学写作。他曾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担任文学院长。

       就在他担任文学奖委员会主席的前一年,他开始了庞大的七卷本系列小说《遗忘的时代》的写作计划。“忘却(oblivion)和遗忘(forgetfulness)是全球性的现象。诗人艾略特和作家米兰·昆德拉都有类似的说法。比如殖民地文化替代本土文化、基督教文化替代本土文化,还有比如在印尼,本土文化和历史被穆斯林文化替代,这种遗忘和忘却是全球有目共睹的。”埃斯普马克2012年12月12日在忙完诺贝尔颁奖典礼后,回到他在瑞典学院的16号座位上,他面前的笔筒里插着鹅毛笔,不远处放着评选诺奖得主用的投票筒——一个金色的广口的圆桶,投票时,五个评委各自把小纸条投进去。

       埃斯普马克“主政”委员会的1990年代,有4位诗人得奖:1990年的帕斯、1992年的沃尔科特、1995年的谢默斯·希尼和1996年的申博尔斯卡。埃斯普马克认为这跟他是主席无关,而跟评选标准的变化有关,“比如贝克特在1930年代就不可能获奖”。新的标准关注创新者,“能够获奖的作品可能非常畅销,但是有些毫无名气的作品也有可能非常重要。”他的工作中的“不愉快”的地方,“就是当我发现一个我喜欢的作家,而其他人并不同意,或者也有可能我不同意大部分人的观点。但我们必须做决定,这也是很困难的。”

       1986年瑞典学院200周年的时候,他写了一本《诺贝尔文学奖内幕》的书,书中表达了他对诺贝尔奖评选的某种犹疑态度。他列举了比诺奖得主更长得多的大师级作家的长名单。“我希望诺奖没有起到消极的作用,比如福克纳获奖之后直接影响法国、拉丁美洲甚至中国文学的发展。如果相反起到了消极的作用,比如沃尔科特的获奖作品是《欧美罗斯》(Omeros),其他作家可能就会去模仿他写史诗来讨好委员会,这样就非常不好甚至是危险的。但这也可能是不可避免的风险之一吧。”他对南方周末记者坦陈。

       在瑞典读者中知名度很高的中国作家余华说,“埃斯普马克如果不当院士,他应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学院院士一共有4位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但自从1974年两位院士埃温特·约翰逊和哈瑞·马丁松同时获奖,学院招致了猛烈的抨击后,院士就不允许获奖了。前者坐第11号椅,后者坐第15号椅。

       他从1982年以来五次到中国,认识了巴金,巴金当中国作协主席时没有推荐任何人。埃斯普马克也去过苏州作家陆文夫的酒楼,他对陆文夫的厨艺至今印象颇深。

       “我们不考虑政治因素,对我们来说高行健是个非常优秀的作家,我可以把他的作品和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相比。”埃斯普马克当委员会主席的当年,沈从文就进入最后的名单,“非常接近获奖”,如果不是当年5月份去世,“沈从文肯定会得奖”。12年后的2000年埃斯普马克把文学奖颁给了另一个中国人——法国籍的高行健。再过12年,他见证了莫言的获奖——在莫言的“诺贝尔演说”之前,埃斯普马克代替常任秘书恩格隆充当主持人并简短致辞。

       埃斯普马克能讲法语和德语,能读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我不会汉语,但我教育我的孙子孙女去学习汉语。”他笑着说。

       文学评奖标准111年来一直在变,甚至对诺贝尔遗嘱的解释也在变。

       “诺贝尔最早遗嘱是1896立的,诺贝尔没有请律师来写他的遗嘱,很多地方非常模糊不易理解。甚至诺贝尔说的‘学院’都不一定指的是我们瑞典学院。诺贝尔在遗嘱中倾向于年轻作家,希望诺贝尔奖能够帮助这些作家进一步发展,但这不是很现实的。除了外界针对诺贝尔遗嘱有很多不同的解读,瑞典学院自己也对遗嘱有不同的解读,这反映在不同的评选标准上,比如早期的解读就倾向于‘理想主义’作品,而那是很不准确的。”埃斯普马克从他的16号椅子上站起身,带上手提袋,去赴一个晚上的活动。他大步穿过灯光昏暗的瑞典学院的大会议厅,这栋前身是18世纪的股票交易所的建筑。

       他拐进诺贝尔图书馆,皮鞋无声地踩过图书馆铺着红地毯的狭长走廊,偶尔落在地毯边缘的木地板上,发出一两声咯吱咯吱——走廊两边的书架上,是“众神殿”似的100多张历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们的黑白照片以及他们各种版本的著作——2012年的新得主莫言的照片还没有来得及挂上去。

       院士关系比婚姻更持久

       通常院士在举行重要会议的时候,彼此以“先生”“夫人”这样的尊称称呼,而不能用像“尊贵的主教及负责人”等等这样的称呼——这是古斯塔夫三世定下的规矩。

       “我会称呼院士们:恩格隆先生或者常任秘书,弗洛斯腾松夫人。虽然我们都是老朋友了。”恩道尔说。

       令恩道尔感到日常事务中最糟糕的情况是,“当机构内部院士之间有冲突的时候,事态就会比较严重,因为有些院士会违反保密的原则,选择上电视或把内部消息透露给公众。”

       现在经常能从报纸上读到院士闹婚外情“有两个老婆”的新闻,但大部分院士“还是有原则的,因为是学院精心挑选的”。今天和一百年前最大的不同是,那时的报纸对所谓的社会精英都非常尊重,报纸不会报道这些人的负面新闻,因为这属于“低级趣味”,还可能因为诽谤被检举。

       这种情况的改变主要出现在1980年代左右媒体的大规模扩张,电视、广播、网络的出现,使得学院需要面对的状况完全不同。黑客会来盗取信息。恩道尔经常叮嘱院士,千万不要在电子邮件里写一些还没有深思熟虑过的话。“诺贝尔奖候选人的名单从来都没有在纸质文件上出现过”。

       “冷战期间的克格勃才会去监视别人,而现在的媒体就像秘密警察。”在这样的监督和刺探面前,自称有“强大的防火墙”的瑞典学院,“效果谁知道呢?”

       不管怎么说,公共传播媒介的发达,对瑞典学院和诺贝尔奖都带来“某种革新”。比如,一年一度的诺贝尔颁奖典礼,在给诺贝尔官员、各个皇家学院的院士、评委及其亲友发放完入场券之后,大概还会有100至200张的余票留给公众。人们须在指定日期通过电话获取入场券。“只要你够执着,还是有可能拿到票的,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从原则上来讲,这是一场公众典礼。”恩道尔说。

       2011年诺贝尔颁奖典礼和颁奖晚宴第一次进行电视直播。那一年的文学奖得主是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默,瑞典和全球电视观众看到了这一幕: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躬身拥抱了轮椅上中风后遗症的80岁的诗人。

       在这之前,院士们之间有反对意见,他们不希望进行电视转播。“我在担任常任秘书时,为此争取了10年,一直没有成功。但去年终于成功了。”恩道尔显得轻松起来。

       转播商瑞典电视台把信号卖给了CNN、BBC等电视机构,其中的商机可能越来越大。原来瑞典没有多少人愿意参加诺贝尔奖颁奖典礼,现在票很难求。

       无论如何,很多东西还是不变:诺贝尔评奖的档案50年保密期不变,评奖和颁奖的礼仪照旧。

       “我觉得之所以定了50年保密期,是因为50年后院士都会退休,所有的候选人也都不在了。但是我也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恩道尔说。

(诺贝尔专题采访感谢李宏宇、季星、阎彬、李旭、李卓遥、宋皓珏、胡甜甜、赵路夷、李辉、罗元婕、李倜、朱姝等的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