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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声:文明的尺度
来源:人民文摘 2013年9月13日    

       上世纪80年代我曾和林斤澜、柳溪两位老作家访法。一个风雨天,我们所乘的汽车驶在乡间道路上。在我们前面有一辆汽车,从车后窗可以看清,车中显然是一家人,丈夫开车,旁边是妻子,后座是两个小女儿。

  他们的车轮扬起的尘土,一阵阵落在我们的车前窗上。而且,那条曲折的乡间道路没法超车。终于到了一个足以超车的拐弯处,前边的车停住了。

  开车的丈夫下了车,向我们的车走来,为我们开车的是法国外交部的一名翻译,法国青年。于是他摇下车窗,用法语跟对方说了半天。后来,我们的车开到前边去了。

  我问翻译:“你们说了些什么?”

  他说,对方坚持让他将车开到前边去。

  我挺奇怪,问为什么。

  他说,对方认为,自己的车始终开在前边,对我们太不公平。对方说,自己的车始终开在前边,自己根本没法儿开得心安理得。

  而我,默默地,想到了那法国父亲的两个小女儿。他们必定从父亲身上受到了一种教育,那就是——某些明显有利于自己的事,并不一定真的是天经地义之事。

  隔日,我们的车在路上撞着了一只农家犬。是的,只不过是“碰”了那犬一下,只不过它叫着跑开时,一条后腿稍微有那么一点瘸,稍微而已。法国青年却将车停下了,去找养那只犬的人家。十几分钟后回来,说没找到。半小时后,我们决定在一个小镇的快餐店吃午饭,那法国青年说他还是得开车回去找一下,要不他心里很别扭。是的,他当时就是用汉语说了“心里很别扭”五个字。而我,出于一种了解的念头,决定陪他去找。终于找到了养那条犬的农家,而那条犬已经若无其事了。于是郑重道歉,于是主动留下名片、车号、驾照号码……回来时,他心里不“别扭”了,接下来的一路,又有说有笑了。

  我想,文明一定不是要刻意做给别人看的一件事情,它应该首先成为使自己愉快并且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正如那位带着全家人旅行的父亲,他不那么做,就没法儿“心安理得”;正如我们的翻译,不那么做就“心里很别扭”。

  中国大,人口也多,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其实还没达到物质方面的小康生活水平。腐败、官僚主义、失业率、日益严重的贫富不均,所有负面的社会现象,决定了我们中国人的文明,只能从底线上培养起来。

  所以,我们不能对于我们的同胞在文明方面有太脱离实际的要求。无论我们的动机多么良好,我们的期待都应搁置在文明底线上,而即使在文明的底线上,我们中国人要注意的方面也是很多的。比如袖手围观溺水者的挣扎,其乐无穷,这是我们的某些同胞一向并不觉得心里别扭的事,我们要想法子使他们以后觉得仅仅围观而毫无营救之念是“心里很别扭”的事。

  中国不能回避一个关于所谓文明的深层问题,那就是:文明概念在高准则方面的林林总总的“心安理得”,怎样抵消了人们寄托于文明底线方面的良好愿望?

  我们几乎天天离不开肥皂,但“肥皂”反而是我们说得最少的词之一;“文明”这个词我们已说得太多,乃因为它还没成为我们生活内容里自然而然的事情。

  这需要中国的许多父亲,像那位法国父亲一样自然而然地体现某些言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