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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外王之学
来源:文摘报 2014年1月14日    

  “内圣外王”,亦即成就内在道德人格和成就外在王道事功,是孔子所开创的儒学的大旨。如果说,孟子对孔学的发扬主要在“内圣”,那么荀子则主要是“外王”。

  作用和影响

  《荀子》一书是荀子为中国封建社会绘制的蓝图,是荀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奠基之作。它任儒以杂,礼法并举;尊君爱民,义利兼取;既重事功,又讲道德;既崇先王,更法后王;重视教化,尤倡文明;戡天役物,应天顺人。对中国封建社会的作用与影响巨大而深远。

  第一,《荀子》中的仁道和民本思想,既与孔孟的学说一起发挥作用,又对儒学被历史地定格于“行仁”和“亲民”这两点做出了重大贡献。秦亡汉兴,统治阶级接受历史教训,开始倡“仁义”、修“德治”,独尊儒术。自汉以降,这更成为统治者不可不承袭的传统,就首先得力于荀子的传人对荀学的推重。自汉至清,就为君者而言,尽管他们“内多欲”,但仍要“外施仁义”。如李世民、赵匡胤一类较有眼光者,确实经常不忘限制自己的私欲,体恤黎民百姓之艰苦。《荀子》书中“君为舟,民为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格言,确实对他们具有很大的警示作用。

  第二,《荀子》一书的礼法观,和孔子关于礼的论述一起,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重礼仪、重等级、讲名分、讲规矩的传统。由于荀学的传播,加之实践的经验,对于礼的明分使群、求定息争的功能,学者和统治者逐渐有了明确的认识。汉唐之后,礼不仅被公认为社会的“纪纲”,并且礼入于法而法依于礼,礼治与法治汇为一流。礼治又演为礼教,施之于家,则正父子、定夫妇、序长幼;施之于国,则分君臣、明尊卑、别贵贱。纲常礼教的形成,与荀子之“隆礼”,也有一定的思想关系。

  第三,《荀子》讲“尊君”,法家更讲“君尊臣卑”。但秦亡之后,法家的主张虽然仍是统治者须臾不离的法宝,名声却不佳。于是,《荀子》篇中关于尊君的言论,便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君主专制的重要理论依据。

  第四,《荀子》中的“性恶”说,在中国封建社会并非主流性看法,支配人们的人性观的,是孟子的“性善”论,但“性恶”说中包含的人有“恶”的一面以及人须规范改造的思想,则为后人所继承利用。自董仲舒、韩愈至程朱陆王(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提出的“性三品”说、“理欲”说,其中都隐然可见荀子“以礼化性”“以心制欲”“以礼养情”的思想取向。

  第五,《荀子》一书关于“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顺天道任人事”以及反对鬼怪迷信、神道设教的论述,不仅成为后世“戡天役物”“人定胜天”这一观念或信念的思想源头,成为后人抵制谶纬迷信、佛道神学的理论武器,而且为中华民族主体性意识和实用理性的生成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六,《荀子》一书既大讲“仁”“义”“德”“贤”“王”,又大谈“财”“利”“力”“能”“霸”,并且强调君主能否做到“尚贤使能”“裕民富国”“兼利天下”,是他们是否“隆礼义”“成圣王”的标准。荀学的这种注重外王事功的取向,是中华民族务实事、重实力、讲实绩这一思想传统的酵母,是对孔孟一系内圣修身之学的重要补充和有力制衡。因此,自汉至清,统治阶级大都是文武并举、王霸兼用的。明智的政治家也都是既讲政治,又抓经济;在推行道德教化的同时,也不讳言理财致富。当内圣修身的思想取向在中国封建社会占上风时,坐而论道、空谈义理成为许多人的风尚,在这种社会情势下,由荀学所孕育的理性的、务实的精神传统仍然发挥着作用,教育并引导着一批又一批的仁人志士,去澄清非理性的迷雾,去拨正历史的航向。纵观中国的历史,不难发现,当理性的、务实的精神严重削弱之日,也正是中国封建社会陷入危机之时;而随着理性的、务实的精神得到恢复和弘扬,中国封建社会才能转危为安,步入正轨。

  荀子的教育思想

  《荀子》一书关于教育、学习、修养、人生、人才、臣道、吏治、农工、商贸、理财、兵事、文学、艺术、逻辑、风俗等问题的论述,在中国历史上也广有影响,有些论述的影响还相当大,至今我们也不难感觉到它的存在。

  就教育而言,荀子对于中华民族尊儒重教、尊师重道这一传统的形成,其功劳不下于孔子。《荀学》一书对教师重要性的大量论述,尤其是他的“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以及“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的论断,已成为警世之通言、喻世之明言、醒世之恒言。“天、地、君、亲、师”这一为历朝历代所顶礼膜拜的五大宗主,就是由荀子首先相提并论、一体推重的。荀子关于教育与学习的目的、内容、方法的论述,与孔子的有关言论一起,为中国封建社会二千余年的教育事业,定下了基本的框架,确立了基本的走向。

  荀子的教育思想,在汉代便得到了落实。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六经成为文人学子的必读书,并在以孝廉、贤良文学、秀才为主要科目的察举取士中,作为重要考核内容;朝廷中更设置了经学博士。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地位动摇,由察举制度发展而来的九品中正制,选取原则也出现混乱,曹操“唯才是举”,曹丕则侧重“声望”,至晋则以“家世”为重。隋废此制,改行科举,唐朝则使科举制得以确立和完善,儒家经典及其注疏,成为教学和取士的基本依据。至此,荀子以“礼”教人、以“经”取士的基本主张,可谓是得到完全实现。

  荀子的文艺思想

  就文艺而言,荀子继承并大大地推展了孔子的文学艺术思想,他关于诗、文、音乐、舞蹈等文学艺术形式的起源、性质、功用的大量论述,尤其是他提出的“诗言是,其志也”;为文要“白其志义”;音乐应当成为“美善相乐”的“礼乐”等论点,对后世的文学艺术理论、美学思想及创作实践,发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启示、引导世人关注文艺陶冶性情、娱乐身心、美化生活、升华精神的一般人文功能的同时,确立起文艺为政治和道德教化服务这一基本原则。

  《荀子》的《乐论》,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篇完整的音乐美学思想专论,对以后二千余年的音乐美学思想发生了深刻影响。

  《礼记·乐记》和《史记·乐书》几乎成段成段地摘录了《乐论》;刘勰的《文心雕龙》则在摘录的同时,给予强调和发挥,既进一步明确了先王制礼乐是为了教化百姓、敦化风俗的论点,又深入细致地阐发了音乐等艺术形式的审美特征。唐史学家杜佑的《通典·乐序》、武则天下令编纂的《乐书要录》、白居易的《沿革礼乐》、欧阳修的《国学试策三道第二道》、周敦颐的《乐上》、沈括的《梦溪笔谈》,都承袭发挥了荀子的音乐美学思想。

  就农工、商贸、理财而论,《荀子》一书有关这方面问题的论述,构成了荀学外王事功的重要内容,与孔孟儒家和管商法家有关思想一起,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集团和儒生士人治国安邦、评论时政、兴利除弊的重要思想资源。

  就兵事而论,《荀子》一书中关于战争的性质与目的、战略战术、将帅职能、治军原则等论述,形成了相当完备的符合儒家宗旨的军事战争观。尽管指导中国封建社会军事战争实践的,主要是兵家的思想理论,但荀子关于兴“仁人之兵”以“禁暴除害”,“善附民者乃善用兵者”,“以礼法治军”“令行禁止”,以及“以德兼人”方能“坚凝”的观点,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汉代之后的兵书以及武人和文人之论兵,也大都注意吸取体现了儒家宗旨的荀子的兵事思想。